| 文言文 | 寻找语文课程视野下的“文言文的语言教学” |
| 释义 | 寻找语文课程视野下的“文言文的语言教学” 容理诚老师写过一个教学案例《把白话文翻译为文言文──我在澳门教〈两小儿辩日〉》（《中学语文教学》2005、8），执教者紧扣“古代汉语多单音词，现代汉语多双音词”的汉语言特点，从语言现象、语言运用实际出发，让学生实实在在的在母语中走了一趟，真真切切地了解了汉语言的一个特点。语文教学作为母语教学，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可贵的。长期以来，意在培养“读懂大意”、“积累文言知识”的传统文言文教学中语言教学的分量似乎很足，旦细算起来，教的却是古汉语的语言知识。古汉语的语言知识进入语文课程视野后到底应该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相关思考不多，实践更少。该案例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是类似的探索还太少，远远没有形成应有的气候。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文言文的教学实践中已经有了许多里程碑意义的好课例。在我有限的积累中，我以为钱梦龙执教的《愚公移山》是“串讲”文言文的极品；张必锟执教的《五柳先生传》是文言文诵读教学的经典；黄岳洲设计的《岳阳楼记》教案是深挖古文知识的代表；张孝纯设计的《乌有先生历险记》是文言词汇训练设计的绝唱；沈衡仲执教的《六国论》是扩大文言文文化内涵的教学视野的典范――先辈们把文言文教得古色古香又生动活泼，都是文言文教学实践中弥足珍贵的资料。 那么，后来者的脚步迈向何方了呢？宁冠群的《〈鸿门宴〉单元教学探新与思考》（《语文学习》2002、1），以“重点评价鉴赏历史人物与人格特点”为“目标定位”；邬建芳的《经典文章的现代解读――我是这样上〈石钟山记〉》（《语文学习》2003、1）设计研究性学习，认为“苏轼教子的`方式具备研究性学习的特质，《石钟山记》本身可以作为一份研究性学习的结题报告”；马万茹的《〈三峡〉教学设计》（《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3、8－9）提出“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张国生的《〈论语十则〉教学设计》（《中学语文教学》2003、8）再一次让人领略了现代化教育手段下文言文课堂内容的丰富多彩；余映潮关于《狼》的八种教案设计（《中学语文教学与参考》2004、1－2）集文言诵读训练、词汇训练、说话训练、听读训练、读写结合训练之大成。新秀们把文言文上得高屋建瓴，现代感十足，是新课改在文言文教学中的生动写照。 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似乎被忽略了：文言文首先是语文课程下的文言文，不是大学语文课堂上的文言文。“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些基本原则应该在文言文教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方面的课程却少而又少，这方面的教学尝试也少而又少。我曾经惊喜地看到了韩军执教的《与朱元思书》的教学实录（《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3、6）和李卫东执教《陋室铭》的教学实录（《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3、3），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字面上的意义，也不留恋古文博大厚重的积淀，而是着力于对语言本身的推敲、品位和实践应用。我看到了希望。不过，像容老师用力如此集中地昭示古汉语语言特点和现代汉语语言特点的课例还不多见。 所以该课例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说新时期文言文教学应该完成一种新的超越与突破，那么折中奴隶师傅应该致力于寻找语文课程视野下的“文言文语言教学”：认真思考与现代汉语一脉相承的文言语言究竟在语文教学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过程中有什么价值，进而寻找出切实的汉语言特点作为文言文教学的“抓手”，设计出更灵活有效的语言教学实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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